作者：Alex Leung

在近期熱門韓國電視劇《鐵拳教育》（참교육，Teach You a Lesson）中，有一句看似普通但卻使人印象深刻的臺詞：「想要獲得幫助的第一步就是開口求助」。然而，這句話看似只是心理學上的常識，卻也是無數人在面對壓迫時內心掙扎的真實寫照。

這個道理不僅適用於校園，家庭和職場，也適用於一個國家以及這個國家的國民。施暴者最希望看到的不是受害者受傷和學狗叫三聲，而是保持沉默。只要受害者不敢向外求助，施暴者便能將其孤立，讓其誤以為自己只能默默承受侵害。

極權統治邏輯亦是如此。以中國共產黨爲首的死媽政權在利用國家暴力機器的對國民進行物理鎮壓的同時，也在長年透過極端民族主義，沙文主義和納粹主義教育塑造出的一種心理，它不僅能夠阻止外界幫助受害者，更試圖讓受害者本能地拒絕外界的幫助，將「向外求助是可恥的，接受國際援助就是勾結境外勢力、賣國求榮、民族罪人和引狼入室」深深烙印在受害者，也就是中國國民的DNA上。

事實上，當我們翻開世界歷史便會發現，地球上幾乎沒有任何成功推翻暴政或抵抗侵略的運動是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完成的。然而，現實世界和歷史一再證明，真正成功對抗暴政與侵略的人們從來不會因所謂的”民族自尊“而拒絕外援，而是因為懂得在關鍵時刻勇敢開口求助。

1778年，法國正式介入美國獨立戰爭戰爭，提供大量軍艦、火炮、人力與資金；西班牙與荷蘭亦對英國形成戰略壓力。1781年約克鎮戰役中，法國海軍封鎖海面，使英軍失去增援與撤退能力，最終促成美國獨立。如果沒有外國援助，美國革命的成功將會難以實現。

辛亥革命同樣如此。

當時以國父孫中山先生為首的建國先賢們長期奔走海外，依靠海外華僑募集革命經費，也獲得了來自美國和日本正義人士的支持。革命成功並非因外國直接出兵，而是證明了一件事：革命需要國際資源與外部支持，而不是閉門造車。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自由法國與法國抵抗運動更是鮮明的例子。

當時自由法國的最高領袖戴高樂將軍流亡英國後，在倫敦建立「自由法國」。英國提供基地、廣播、情報與軍事支援，美國亦提供大量軍備補給與後勤保障。法國境內的抵抗組織透過美國戰略情報局（OSS）和英國特種作戰執行處（SOE）獲得武器、電台、爆破器材與訓練，才能持續有組織的破壞納粹占領軍的交通與補給，最終配合盟軍登陸解放法國。

就在四年前的烏俄戰爭更是再次證明這一點。

2022年，中共的俄爹對烏克蘭發起全面入侵時，烏克蘭全國軍民展現了堅強的抵抗意志，但僅有意志並不足以贏得現代戰爭。以美國爲首的北約國家積極提供防空系統、反坦克武器、火炮、裝甲車輛、戰鬥機、彈藥、衛星情報、國際志願軍，以及龐大的財政支援，使得如今烏克蘭不僅能夠維持戰線、補充彈藥和訓練兵源，甚至在今年已經擁有利用本土生產的遠程武器直接打擊和摧毀深入俄爹腹地的高價值目標的能力。

古今中外的戰爭打的不只是人力和士氣，而是工業生產、情報支援、供應鏈和後勤。如果一支軍隊沒有穩定的彈藥補給，沒有零件維修，沒有燃料供應，沒有醫療後送，即便有著再高昂的士氣也終將失去戰鬥能力。因此，來自盟友的系統性軍事援助與後勤保障，往往是革命或戰爭能否繼續進行的重要因素。

諷刺的是，今時今日教育中國人堅決反對境外勢力的中共匪幫本身正是「外國援助」的最大受益者。

中共匪幫自建黨以來即受到共產國際與蘇俄野爹的軍事、經濟及政治支持，大批中共老幹部赴莫斯科接受政治與軍事訓練。在1931年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便是「勾結境外勢力」下的直接產物。

在中日戰爭期間，初代目匪酋毛澤東公然提出「保存實力、發展自己」的戰略，以擴充軍備、發展根據地以及消滅中華民國視為中共未來篡政的重要基礎。與此同時，以潘漢年爲首的特務頭子頻繁出入岩井公館與帝國情報官員的秘密接觸、《延安日記》中有關中共高層與日本派遣軍司令部保持聯絡的記載，以及日本學者遠藤譽根據日方檔案提出的相關研究，共同構成了一條值得關注的證據鏈：這些秘密接觸究竟只是情報工作的權宜之計？還是與中共保存自身實力、準備戰後篡政的整體戰略存在某種關聯？

1972年，毛澤東在面對前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就過去發動侵華戰爭致歉時，竟直球感激當年日帝國的侵略行徑。如今的中共匪幫常以「境外敵對、反華勢力」「勾結境外勢力」「精日」「漢奸」「賣國賊」等政治話語批鬥異見人士。然而，當我們回顧它們自身的發跡歷程，從高度依賴共產國際與蘇俄援助，到抗戰期間留下的諸多不可告人的骯髒秘密，現在的這些今日反覆使用的政治標籤是否也曾映照過它們自己的歷史？這個問題或許比答案本身更令人值得去尋思。

隨著日本帝國在1945年投降後，蘇俄爹軍在完成了對東北的系統性掠奪並撤軍，中共也在同時間接收了大量的日軍遺留軍備以及前關東軍戰俘，並得以迅速在東北建立根據地，為後續發動大規模叛亂提供了關鍵支持。

換言之，中共自身在奪取政權的歷史過程中對外部勢力的援助照單全收，卻在篡政後將接受外援塑造成可恥的行為，將所有尋求國際社會支持的人們貼上「勾結境外勢力」或「漢奸」的罪名。這種雙重標準的本質並不是民族主義或民族風骨，而是政權維持統治的政治工具。中共暴政也深知自己在過去是如何通過「勾結境外勢力」建立政權，也深知只有一腔怒火的國民在缺乏外援的情況下只是一群待宰的羔羊。這也是中共暴政會利用洗腦教育，宣傳和所謂的「立法」來阻絕國民尋求外界幫助的原因，其中香港淪陷區港區囯安法中的「勾結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以及近期大陸淪陷區炮製的「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就是其最死媽的標志性產物。

歷史和現實一再證明：暴政和奴役往往建立在封閉之上，而自由和尊嚴則建立於合作之中；當多數國民被教育成「別發外網」，暴政便已成功切斷了反抗者們最重要的一條生命線，因爲他們深知一個孤立無援的群體是無法戰勝一個掌握國家機器且毫無底綫的暴政。